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
近代以降,西风东渐,中国文明历经裂变与再造,奔突和自守,号中医为“国医”以自尊、自强,却面临生死存亡艰难之变局。中医之路,在于“返古”还是“维新”?“百年中医沉浮录”透过百年层层烟云,直指当下。
1835年,美国传教士医生彼得·伯驾在广州开设“眼科医局”,因地处新豆栏街,故又称“新豆栏医局”。这标志着近代西医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城市。鸦片战争后,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了外国有权在通商口岸开设医院。西医的诊所、医院、学校等陆续在中国各地出现。
中国传统医学已经发展了数千年,现在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外来医学,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?很多人都知道在20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社会有关于中西医的剧烈冲突。然而在一开始的时候,情形不是这样的。
汇通中西医学的尝试
中国医学发展到19世纪,固然有着辉煌的成就,然而有心人亦始终感觉到某些缺憾。河北玉田人王清任冒天下之大不韪,观察残尸,造访刽子手,罕有地写出了一本中医的解剖著作《医林改错》,对医界产生不小的震动。
《医林改错》正式出版于1830年,但1829年,一位中医生陈定泰就有幸从友人处听闻了王清任的事迹和他的理论。陈定泰,广东新会人,自少学医,但自觉不验者多,正处于学术上的苦苦求索期,听到有关脏腑之论后,引起了很大的兴趣。他反复研究王清任观点和西洋解剖图的结果,收录在1844年写成《医谈传真》中。
《医谈传真》突出地将16幅西医解剖图置于卷首,对之大力传扬。陈定泰这一态度对他的家族影响很大,40多年后,继承了家传中医学术的陈定泰之孙陈珍阁又亲往南洋新加坡,进入皇家大医院正式学习西医三年,回国后写成《医纲总枢》,更加系统地介绍了西医的生理、病理与临床知识,并与中医的治疗结合。
在此期间,以1850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用中文写成的《全体新论》为开端,陆陆续续有一批中文西医著作出现,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《全体新论》完整地介绍西医解剖学,两广总督叶名琛专门为之作序,潘仕成将其收入海山仙馆丛书。西医学术成为知识分子乐于了解的学问,甚至还进入科举范围。
汇通医家在学术比较中大致形成一种结论,即西医以解剖为基础,而中医以气化为特色。要简单说明什么是“气化”并不容易,概括地说,中医认为人体的一切活动由气主宰,而人死则气散,所以西医尽管对尸体进行了详尽的解剖,但对生命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。中国医学在历史上素有吸收外来医学的传统,应当看到,在西医传入之初,不少中医冀望融通西医的态度是积极的。
中西医论争骤起
然而,近代的西学东渐,是在强势的西方政治军事背景下进行的,因此无法单纯就学术而论学术。医学上的交流也一样。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,中国经历了1894年甲午之败,1898年戊戌维新夭折,1900年又蒙受八国联军侵华之耻,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强烈,整个民族改良图强的呼声高涨。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,中医与西医,在共有的“医”字之上,“中”与“西”的对立开始明显起来。
这个时期的中西医言论,开始趋向于两个极端。
一种倾向是,为图强计,主张全面接受西医,对中医大加抨击。无锡丁福保说:“吾国医学四千年来谬种流传以迄今日,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……西人东渐,余波振撼,侵及医林,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……呜呼!西方鸿宝,来贡神州,我国民应何欢迎而拜受之也!奈何一孔之医,斥为未达;墨守旧法,甘为井蛙,坐视病夫盈国,死亡接踵。伤心惨目,有如是耶?”这番言论的背景,是以日本废止汉医为参照的。日本这个昔日藩属,一朝维新便打败天朝上国,使得甲午之后中国形成一股取法东瀛的热潮。丁福保曾于1909年受清廷委派,任考察日本医学专员。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,全盘西化,取缔汉医(日本对中医的称呼),自然也对中国欲效法者产生影响。
而相反的一种倾向是,大力宣扬中医的优势,作为中国维持民族尊严的工具。一位自号“罗浮山人”的广东医家,著有《历脏篇》一书,坚持认为西医“验诸既死遗骸,恐有违失”,亦即不明气化之理,因而他主张以道教的“内视”(据说高明的内丹修炼者能内观体内脏腑和经络的状态)来寻找脏腑的真谛。广东花县医生黄炽华完成于1902年的《医学刍言》,提出的宏愿则是:“吾愿阐岐黄之坠绪,绵绵震旦之宗传,庶我国七十万方里,四百兆人民,疬疾不足患,种族以于强,卫生而繁育,永甲乎环球!”
另一种言论则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对中西医的取舍。清末《医学报》举行了一次“肆诋中医之腐败滥觞不在东西医而在甘为东西医奴隶之医说”的征文,获征文第一名的文章除了痛斥诋毁中医者“数典忘祖”外,更反问:“东西医未必占优美也。即全占优美矣,蔑以加矣,而利权外溢,国粹云亡,塞漏卮之谓何?光旧物之谓何?”意为假如完全取法西医(东医是指日本西医),则中国的医药行业利益尽归外人。
倡言西医者举着保种强国的大旗,维护中医者则以维护民族利益与文化传统为己任。可以看出,这个时期关于中西医的对比与论争,有着过多的非学术因素,言辞亦不复平和。当学术问题变成社会问题时,论争的焦点已渐渐偏离了本旨。
改良医政的呼声
面对西方医学,上述汇通医家、提倡西医者、维护中医者,还有更多的社会人士,却有着一个共识,那就是中国的医学落后于西方,需要改良。请注意,这里说的是“中国的医学”,而不是说中医。中医作为一种知识与实践体系,与西医比较优劣如何,中西医能否融汇等,迄今仍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。但“医学”的概念在近代已经大大扩展了,近代西方医学在学术之外,更为重要的发展是其建制化,亦即已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一部分。相比之下,学者们所能考察到的中国古代“医政”,大部分都是皇家宫廷医疗机构的历史,殊非近代行政的概念。
传教士医生进入中国时,早就直指这个问题。合信曾说:“西国医士,必须屡经考试,取列有名,方准行世。其贵如中国举人、进士之名,其法略如中国考取文士之例子,所以习之者精益求精。中国医士人自为之,不经官考,不加显荣,此不精之故也。”中国医家也都认同这一观点。一位曾奔走省港南洋救治疫症的南海医家梁龙章说:“西国论华医,谓中国公家无试医科大吏,无提倡、无毕业出身明文。既乏专门教育,医学固无根底。”相反,中国是“举国皆医”,“无论九流三教,科甲举贡生员,读书不第,涉猎医书,皆称儒医”,难怪西人“谓中国医学废弛,流品最杂,无专门医学。”这个问题的意义超出于医学范围,为改良知识分子所重视。
从晚清开始,中西医为社会制造了许多议题。事实上仔细想想,有多少是真正的医学讨论,又有多少是裹胁于时代大潮下的浮嚣之争?中国之落后,首先是制度的落后。这或许是论争中最有价值的结论。